2026年8月1日至5日，我院医疗产品管理专业25002班的“绿途实践团”走进天津市河东区东新街道曲溪中里社区，开展“以青春之力护生态，用实干之行践绿行”主题实践活动。曲溪中里社区位于万新村中部，辖区面积0.135平方公里，现辖34幢居民住宅楼，是建成于1988年的典型老旧小区，部分区域基础设施老化、卫生死角多，环境治理难度较大。本次活动由团队负责人栾欣蕾统筹组织，马士燊牵头垃圾分类与社区清洁板块，张子圣负责节约用水主题宣讲。五天中，六名志愿者以扎实行动将生态文明理念具象为可触可感的社区日常。百余公斤垃圾的清理、三百余人次的直接影响、六成以上的分类准确率提升——这些数据背后，折射出绿色发展从顶层设计向基层末梢渗透的生动图景，更引发了对青年参与生态文明建设路径的深层思考。

清洁行动：环境治理的“关口前移”启示

垃圾分类与社区清洁板块由马士燊牵头负责。马士燊、姚世芾、郭健、栾欣蕾对社区绿化带、楼道死角等薄弱区域进行全面清理，五天累计清理各类垃圾约150公斤，其中隐蔽区域积存垃圾占比超六成。仅小区东侧一处灌木丛，便清理出烟头两百余个、塑料瓶数十件。曲溪中里社区老年居民比例较高，部分公共区域长期缺乏有效维护，积存垃圾问题较为突出。马士燊在清理笔记中写道：“我们捡起的每一个垃圾，都是对公共意识缺失的一次提醒。”这些藏在暗处的垃圾，恰恰反映出社区环境治理的难点已从主干道等区域转向犄角旮旯，传统周期性清扫模式难以根治“随手扔”带来的累积效应。

马士燊带领团队在社区四个垃圾分类投放点轮流值守，协助居民正确分类投放，并记录下清晰的“排斥—适应—主动”三阶段变化。活动初期，多数居民以“嫌麻烦”“分不清”为由拒绝配合；经持续协助和反复解释，至第四日主动正确分类的居民比例从不足两成提升至六成以上。新习惯的确立需要外部引导与内部认同的协同作用。当志愿者以“陪伴式引导”降低了分类的操作成本，居民的抵触心理随之弱化，进而从“被动遵守”转向“自觉维护”。

实践团同时注意到，活动第三天起陆续有居民主动加入清扫队伍。曲溪中里社区居委会此前也曾组织过垃圾分类等宣传活动，但居民参与度有限。这一对比说明，外部示范行为比单向宣传更能有效激活居民的内生环保动机。环境治理不仅是基础设施和管理制度的命题，更是社会动员和公民教育的命题——核心不在于“清理了多少”，而在于“唤醒了多少”。

节水宣讲：从信息传递到行为转化的认知鸿沟

节约用水主题宣讲由张子圣担任主讲人。他以数据可视化、案例生活化的方式展开科普，“一个滴水水龙头年浪费水量约一个标准游泳池”“淘米水二次利用每户每月可节水约1吨”等直观对比引发强烈共鸣。宣讲会面向社区老年居民和中小学生开展针对性宣传，设置互动问答与家庭节水妙招分享环节，现场气氛热烈。近八十位居民在“节水承诺墙”签名承诺。

然而实践团在后续回访中发现，知识知晓率的提升与行为改变之间存在明显“最后一公里”落差：多数居民能够复述节水技巧，但实际操作中仍因习惯惯性而打折。这一落差揭示了绿色理念传播的根本困境：认知是行为改变的必要条件，却远非充分条件。真正促成转变的，是持续的场景化引导和便捷的替代方案供给。张子圣对此深有感触：“数据和道理只是起点，真正让理念落地的是帮居民把‘怎么做’拆解成每天顺手就能完成的动作。”这说明，绿色科普必须从“告诉你要做什么”升级为“告诉你如何轻松地做到”，将宏观理念拆解为可复制、可嵌入生活流程的微小动作，方能跨越从知到行的鸿沟。

统筹思考：青年何为，绿色何往

将三项活动贯通审视，团队负责人栾欣蕾在总结中写道：“六个人、五天，力量虽小，但我最大的感悟是——居民态度的转变比我们清理了多少垃圾更重要。当一位大爷从质疑‘你们能改变什么’到主动来问‘明天还来吗’，我知道绿色理念的种子已经埋下了。”她将实践经验凝练为三点认知：

其一，绿色发展不在远方在脚下。 它并非悬浮于政策文件中的宏大叙事，而是由每一次正确的分类投放、每一滴二次利用的淘米水、每一次随手关紧的水龙头汇聚而成的全民行动。社区虽小，却是生态文明最基础的单元。

其二，行为习惯的转变需要陪伴式引导。 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技术短缺，而是行为惯性与公共意识的错位。弥合这一张力的关键，在于构建足够密集的“文明触点”——让绿色选择成为最不费力的选项。五天的持续引导让分类准确率大幅提升，印证了这一点。

其三，青年志愿者是理念落地的“翻译者”和“联结者”。 我们将国家战略“翻译”为邻里语言，将制度设计“联结”为日常实践——从灌木丛中捡起的每一个塑料瓶，到分类桶前每一次耐心解释，都是在为生态文明大厦铺设最基层的砖石。

从栾欣蕾的整体调度到马士燊的一线坚守，再到张子圣的宣讲突破，三人各司其职又紧密协同，六人团队虽小，却勾勒出青年参与基层绿色治理的完整链条：组织者搭建平台，执行者深耕细节，传播者触动人心。三者缺一不可，共同构成从“知道”到“做到”的转化闭环。